二、从“人治”社会到“制治”社会

1、“人治”社会终结

千百年来，无论世界东方还是西方，人类社会总热衷于讨论一个话题，即治世之策。一般来说，常见之策无非两种，“人治”与“法治”。人治就是“由人治世”，“法治”则与之相对，为“依法治世”。显然，前者属于主观意志管理客观世界，而后者则理智的多，因为依据一定的律法条规来管理社会，这样更显得公平公正，也更具合理性。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类社会却都经历着“人治”的管辖。

“人治”的理想状态是“贤人政治”，就是通过执政者个人的贤明通达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这一理想状态的关键是对于执政者个人的要求很高，他需要贤明清正，同时还兼具面面俱到的管理才能，简言之，就是个人足够的明事理不偏私。但理想终归是理想，人都是具有利己性的，他不是机器，可以完全由程序控制，即使少数人存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高德之心，在监管落实条件有限的环境下，要想完全不出纰漏也是很难的。更何况，随着社会物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形态以私人财富的形式不断汇聚到少数人手中的时候，我们很难要求一名执政者足可以超强自律心与自控力，时刻做到公而忘私，以德治世。

“法治”社会的出现，似乎恰好取代“人治”而显得更客观公正。但是，有法可依的社会真就能有法必依吗？事实已经告诉我们，究其本质，取代“人治”的“法治”，是一个理想丰满而现实骨感的残酷事实——因为所有法律条规均出自人手，执法过程也不可避免地由人来落实执行，制法和执法过程中都掺杂着人的主观意志，“人治”与“法治”，二者之间不过是治世工具的差别，使得“法治”显得比“人治”进步许多而已。

是时候向长期霸占人类社会”C位“的人治社会挥手告别了。在人类已经彻底迈入21世纪的今天，一方面社会民众对于管理社会、运营社会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已经开始认真审视当下治世之策是否正确，同时也已经不断开始了探索新方式的脚步；另一方面，现代电子信息科技的日益精进，也在倒逼着人们必须寻求治世之策的改变，并且也只有在这个时代，人们已经具备了获得有效方式的最佳工具。当然，要彻底同“人治”时代挥手说再见，我们首先需要先摆脱由货币资本操控社会经济一切事务的旧模式，让人类的主观意志被更具有客观性、科学性、智能性的先进方法，以及绝对能够激发出人的自律自发意识的制度来取代。而这，必将成为人类社会治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颠覆式变革。

2、开启“制治”社会时代

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是一个神奇的生命大系统，其中蕴藏着许多深不可测的奥妙。即便是运用如今的科学知识也很难破解它的很多规律和现象。比如，自然界中的许多事物都可以无须任何外力的推动、只遵从自身需要以及生态规律来完成自我的成长与发展，从而向我们演绎出大自然无声却蓬勃的生命力。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虽然很难解释清它的原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自我发展遵循着某种规律，并且在充分自发自觉的状态下自律的履行这些规律，从而完成自我的发展。我们不妨这样理解，这些自然生物所遵循的某种生态规律，其实就是一种适合它们生长发育的“制”，它们本着自身要生长要强壮要繁衍生息的本能需求，就会按照这种“制”来自发自觉和自律的执行。正是在如此规律的一种“制治”环境下，所有地球生命体得以顺畅地完成自主发展。

同生命万千的自然生态系统一样，人类社会也是一个需要遵循一定发展规律，才能实现延续不断向前发展、社会迭代更替、文明优化进步的生态系统。事实上，自然界如何运行，我们人类社会也完全同样遵循“制”的轨迹心无旁骛地行进便可。自然世界的“制”体现到人类社会中，是以制度和规定的形式存在的，是社会成员共同意志的体现，回顾人类漫长文明进程，无论曾经的人治社会还是后来的法治社会，二者出发点始终是一致的，皆出于管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既要管要治，就必然会有“制”的参与。

20世纪横空出世的互联网科技，标志着人类自此开启了新的发展纪元。进而，伴随着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连同互联网的普遍应用，网带科技携带着它的时代使命而诞生。它为世界各国、全球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地利”优势，让许多过去想到却无法做到、甚至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因为科技的力量而得以有实现的可能，人类社会因此而多了一份改天换地、持续向前发展的把握。

这份改天换地的颠覆性改变，便是“制治”社会时代的到来。制治社会，因为有制度规则，对比“人治”多了有根有据的说服力；因为有现代科学技术的监管把控，比之“法治”则更有做到公正不阿的绝对把握。它抛开了人治的主观意志，让执法和监督做到高效公平有的放矢，也因此为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带来希望之光。

所谓“制治”，就是“依制而治”。具体来说，社会治理的主体从传统的人变成“制度”，在一种特殊的制度环境下，人们发自内心地自觉自律地循规蹈矩，从而营造有序健康的社会生存发展条件，最终获得物质与精神需求的双满足。

看起来，制治无外乎仍离不开制度，离不开贯彻执行，看似与人治法治的社会没多大不同。但实际上，制治的“制”，是在一个可以脱离人类主管操控、过程全由数字与科技组成的现代智能科技系统中完成的。也就是说，第一，“制”的执行主体是科技力，它的保障力来自于高度智能化与高度精准率；第二，“制”的衍生力是透明监管、实时监督和有效约束，其间剔除掉人力所能干预的任何机会，让“制”可以真正起到作用，成为管理社会、熨帖人心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在科技智能力的实时监督和引导下，“制治”社会能够释放一种不可抗拒的神奇力量，引导人们向着合理的方向前进，让所有人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应该做到何种程度等等。这种下意识地引导，不会让人反感而因此抗拒，在这种“制治”环境中，人们只要遵循“制”的运行，就一定会从中受益而不被侵害权益，如此一来，也自然更加坚定了人们自愿遵从的自律心和自觉性。

3、数字经济与“制治”社会

古语云：“观自然而致文明，致文明而得发展”，这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形象表达，亦是人类自我进化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知识从来都是力量。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每一次颠覆性社会变革与文明质变，无不与知识技术的革新有关，倘若没有思维的创造力，不懂总结经验、探索技术应用的方法，又怎会有今日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21世纪，我们进入到一个物质文明与科技文明高度发展的新时代，一种神奇的改造力量破空而来，预告着人类社会即将揭开史无前例的崭新一页——数字经济与“制治”社会将并肩照亮时代的天空。

数字经济，从来都不是经济行为数字化的简单表述，数字经济代表着一个完整经济社会运行大系统的存在，意味着从物质交换到社会分配与管理的整个流程，它的出现，旨在通过改变人们的经济生活进而改善社会运行的发展轨迹，还人类一个干净、有序、公正的生存空间。本着这一初衷，数字经济与“制治”社会相辅相成、相依共生。

数字经济，实质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全数字化。例如，一切物品皆可作为商品并以数字化的形式参与交易；经济行为创造的价值皆以数字化的形式记录，用于收支、借贷、公益等活动的用度凭据；人们因经济行为所产生的例如信用、奖惩等情况也会以数字化的形式记录，作为社会管理时的个人参考和评测依据等。总而言之，一切经济社会生活都将以数字的形式而存在，以数字的增减变化而反映变化，从此时间空间的隔离被打破，有形和无形的边界被消弭，人类的生活有数可计有章可循，万物资源皆可用，物尽其用分配有据，民心所向。如此，“制治”社会方可有大作为的运行条件。

由此可见，“制治”社会时代，是数字大行其道的时代。同时，“制治”社会亦是一个真正敢说平等的社会，一个笃信可造福全民、普惠大众的时代。

听数字说话，以数字作笔，用数字来约束人的行为，这是制治社会的特色。从前，我们之所以诟病“人治”的专制，是因为人一旦得到专权就容易失了公允。“法治”虽好些，但毕竟执行在人，依然会有误判错判的情况出现。“制治”让这一切成为历史。数字易读，谁都能懂；数字真实，谁都可信；数字通过科技来自动变化随时反映，就像一面面“镜子”，奖励诚信守诺的行为，惩罚投机钻营的勾当，这时，毋须任何说教劝勉，精准无误的惩戒就足够令人汲取教训铭记一生。这种无形之下的制度约束，才是真正可以让人心生敬畏、严于律己，恪守规则的有效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