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本站 2026-05-09 今日焦点
卷首语
新科技的诞生虽有偶然性，但其波浪式的演进却提示着必然的逻辑。事实证明，正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工业化，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电气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信息化一样，在每一次科学与技术的交叉推动下，人类社会走向变革，完成命运改写已是一种必然。如今，受新技术革命的影响，加之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数字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一个智能化、数字化、现代化的社会正向我们走来，这是大势所趋，潮流不可逆转。
智能科技带来智能生产力的快速形成，并逐渐成为改造社会形态、重塑社会结构的关键力量，驱动着现代社会的成型。但，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落后与智能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社会上层建筑体系显露出与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相匹配的问题，反过来又严重阻碍了智能生产力与现代社会的协调发展。基于此，需要我们在大力发展智能科技与智能生产力的同时，构建社会新的上层建筑，使之与新经济形态相适应。既然社会变革之势不可阻挡，我们便顺流直上，为未来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夯实基础、创造条件。
毫不质疑，智能科技的发展带来社会形态的转变，未来将深刻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人与科技的关系，从此被定义为相互协作、优势互补，共赴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社会的主题将成为人与科技共有智慧的共生与发展。未来，我们不仅要迎接技术的变革，更要学会与之共生，让智能科技催生强大智能生产力，人类社会终将迎来美好且可持续的发展命运。
经济，是人类古老的活动，其历史十分悠久，几乎伴随着人类诞生而同步出现。商品的交换，是人类经济活动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商品经济最初的萌芽。原始社会的后期，人类的商品交换活动就已经出现了。但那时的交换，不过是人们把满足自己需要之后偶尔余下的产品拿出来交换，这种行为“受命”于本能需求的调动，未能形成专门的生产行为，也因此很难产生提高劳动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扩大价值收益等这些主观能动意识。
渐渐地，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更多剩余产品出现，这促使了人类彼此之间产品交换活动的日益频繁，也极大丰富了参与交换的产品种类，拓宽了交换范围，甚至有些时候还出现了同一种商品会发生和多种商品交换的情况。如此一来，人们逐渐发觉实物交换方式有些力不从心了，供需难匹配、价值不对等以及效率低下、成本居高等问题也暴露出来。这些问题充分说明，陈旧的交换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人类社会亟待新的交易和流通方式的出现。
货币，是人类商品交换和社会分工日益扩大的结果。从马克思关于货币起源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货币的前身其实是普普通通的商品，它的产生伴随着人类商品交换活动而来。频繁的商品交换和不断完善的交换意识势必对商品交换过程提出更高要求，当某种特定商品一旦作为一般等价物被固定下来时，这种商品便被定性成为货币。
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最为重要的文明产物之一，货币的每一次变化都意味着人类经济社会领域内的深刻变革和转折。正因为有了货币的产生和广泛使用，才成功地使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有效降低，从而让人类各种经济交往活动的效率被大幅提升，社会经济得以在频繁的“互利互惠”中迎来兴旺繁荣，整个人类才共同实现文明的进步。
货币的出现，毫无疑问给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带来了一场效率的“革命”。作为人类交易活动过程中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成功地把商品使用价值和商品本身剥离开，人们在交换时就不用再担心因供需商品不匹配，或是商品供给价值和需求价值不对等原因致使交易无法达成的问题。
同时，货币充当一般等价物可以单独表现出每种商品的交换比值，这有助于人们建立起对商品信息的认识，同时刺激他们产生搜集和分析信息的主动意识，比如什么商品目前更受欢迎、哪种商品价值更高等。如此一来，便会促进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成熟。概括地讲，从以物易物的直接交换演变成为以货币为媒介的间接交换，有效得解决了从前交易过程中的种种缺陷问题，让交易用时大大缩短，交易效率明显提升，让商品经济变得越来越活跃，市场经济行为日趋走向成熟。
从人类货币史看，货币的出现显然是古代社会走向文明社会的催化剂。物物交换，受限于种种客观因素，人们的经济行为简单而质朴，或者说当时也很难变得繁琐和复杂。但货币的使用，尤其当铸币、纸币或是其他类型的货币出现并加入到交换活动中之后，人类社会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
亚里士多德说过：“货币具有一身二任的功能，它既是交换中介，又是资本积累。”这句话轻易道出了货币的本质，它不只是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一般等价物，不只有交换媒介这一种身份，它同时还具有鲜明的资本性。
随着社会生产力地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开始越来越细化，剩余商品更加丰富，社会生产也逐渐能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这样一来，个人可留存下来的货币就不停增多。由于一般等价物的特性，货币不会被任何某种商品局限在特定价值范围内。这让人们渐渐开始觉察，货币除了用于购买商品之外还有更多用途，譬如买到生产所需原材料、雇佣更多劳动力、到更远地方开拓市场甚至换取到更先进的技术等。更令人兴奋的就是，这种近乎于无所不能的强大购买力是实现个人资本一而再再而三扩张的最便捷有效方法。更何况，货币资本的无限增多，又极易抬升个人社会地位，带来荣誉权势。以上种种名和利，说到底都是货币担当“资本”角色时带给人类的财富增殖。
财富，是一个人所拥有的货币、资产和物质资产等的集合。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将其统称为“钱”。钱，又往往被我们习惯性地视为货币。也正是因为货币，从此影响了人类社会的财富观。
人治社会，古有“贤人政治”之说。从名词上看，人治社会无外乎依赖于人的主观治理能力，社会治理地好坏，取决于统治阶层采取的治理方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市场的繁荣，带来货币资本的快速累积，而货币金钱逐渐被“魔化”的能量，对于人治社会的统治阶层而言，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抵抗住金钱诱惑和权力吸引，从而持续保持个体清明正确、公正不阿的治理的。相反地，人一旦有了欲望，一般很难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善良的公心。也因此，人因货币而私欲丛生，社会治理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失去正常的代际伦理，带来一片乱象。
马克思曾把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即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在传统自然经济阶段，当时还是以生产自给自足经济为主的小农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因血缘、亲族而建立，这种发自于生态连结和人性本能的关系，自然就减少了许多彼此对立争夺的情况发生，再加上受社会生产条件和能力的制约，大家货币财富力量有限，贫富差距也不明显，因此也几乎没有地位财力上的高下偏见，所有人目的单纯共同生产，再共享劳动成果，甘苦与共。那时候，人类社会正处于人治环境下，但因为一家人、一族亲，社会治理并未受货币财富太大的影响，即使生产力水平再有限，物质生活条件再艰苦，也能和平和乐的知足生活。
货币的大行其道带来商品经济日益的繁荣，人们逐渐因频繁的贸易交往活动而发现了货币的“魅力”，从前那种近乎于自然生存状态的经济关系被打破，昔日和美共利的社会格局也因货币的大肆使用而发生改变。商品时代的到来，证明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已经达到一定水平，货币充当一切商品等价物的“万能性”，彻底“唤醒”了人们在经济事务中的独立意识，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挣脱血亲家族关系的约束，告别大家共享劳动成果的日子，走上依靠货币积累来满足个人需求的道路，人类社会对“物”的依赖从此转向对“货币”的严重依赖。
频繁的贸易行为让人们认识到货币的能量，因此也将人治社会的温情底色涂抹成“拜金”、“崇物”的色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这样一段描述：“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来的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很显然，扭曲的金钱观带来了失去理智的货币代际关系。人类“拜倒”在金钱财富的“脚下”，为了追逐货币，人类终究丢失了自己原本的初衷。
在以货币为“主旋律”的人治社会环境中，毫不夸张地说，资本家们活在世上的唯一目的和最大生活乐趣就是赚钱发财，追求个人资本财富的最大化。对于资本家们这种有违人性常态的贪婪嘴脸，马克思一样言辞犀利地给予讽刺：“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损失。”人们抛开对正常货币伦理的认知，在被“魔化”的资本的迷惑下，已然将自己活成了金钱的“奴仆”，资本的“小丑”。
过分夸大货币资本的作用，导致的结果是人的力量被货币资本的物力所否定，甚至将其取而代之。即便资本家们把“机器就是摇钱树，矿山就是聚宝盆”的口号喊得山响，这些东西也还是没有生命、无法劳动的“死”物。但人们却把这些死“物”当作万能宝，从不去细想，如果没有工人开动机器，机器就一无所用；如果没有矿工在矿区劳动，矿产就只能永远埋在地下。更别说薄薄一张纸做的货币，如果不是因为它可以换取相应商品满足人们需要，其实也不过废物一堆，毫无价值可言。可以说，轻易就抹杀掉人的劳动，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于货币之上，这种颠倒失常的代际关系，如何能够让社会环境置于有理、有礼、有德、有序的运行轨道中。正是因为人与货币的关系本末倒置，长期生活在“颠倒”的社会环境里，会滋生不可理喻的想法，做出有违常理的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英国剑桥学院的创始人、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说过：“语言表达我们的思想，货币表达我们的欲望和财产，这两个东西，给予人性很多的活力和热情，帮助人们达到目标。”曾经，货币的确帮助人类起到它作为重要价值衡量与流通的职能作用。但随着货币作用的被“妖魔化”，无疑会让货币的扩张本性不断发酵、变质。
环顾眼下，货币及货币经济已经渐渐显露出它企图度量世界、左右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险恶意图。随着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科学技术水平越来越先进，本该一片经济向好、社会安定的人类社会，却仍不时传来战争的消息，不时有地区冲突的爆发，还有不少人日夜被贫穷与病痛侵扰，难民之殇、宗教之战、恐怖袭击之痛，这些有违常理事件的频发不止，归根结底就是本末倒置的货币代际关系惹的祸。如此情形下，世界经济发展究竟该去向何方？人类社会究竟还能行至多远？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更需要我们迫切解决。
从十八世纪6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犹如一声“炮响”，揭开了人类社会工业化的序幕。
这场发生于工业技术领域的革命，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强盛提供了重要支持。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改善和提高，特别“会赚钱”的资产阶级群体因为积极思考、敢于尝试、勇于突破的普遍特质，使得他们善于运用自身具备的知识经验与劳动技能，从而快速强大了自身，终于迎来“城市新贵”的新身份。事实证明，正是由于知识与技术的超前革新，让资产阶级具备了改造整个社会运行轨道的决定性力量。
知识与技术在资本创富领域的能量是难以阻挡的。也正是因为资本的累积，为新兴资产阶级增添了更多话语权，从而逐渐推动他们走向社会高位，夯筑了他们权势的高台。也因于此，人们发现了资本的力量，它不光可以换得财富，同时还可以滋生一种权能。所以说，是资本的力量给予新兴资产阶级以强有力的革命力，那么资本的权能就是巩固并维护他们财富实力与社会地位长久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焦点是将人工经验更多用于工艺技术的发明与改进，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焦点就是自然科学的极大突破，将科学原理应用在生产技术上的创新。随着电灯、电车、电影放映机、电话机等相继问世，人类开始迈进了电力新动能的时代。
了解人类文明发展史就会知道，人类社会几次爆发于工业技术领域的革命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水平进步、商品经济的繁荣等客观因素共同推动下的必然结果。也因为几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和促进，西方国家率先进入到大机器大工业化社会，人民的生活物质水平得到质的改变，文明程度也日益提高，无论是经济、民生、文化、政治等领域都有了比之从前更明显的进步。
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然而事实却反复证明，资本主义世界尽管物质富足知识先进，却没有道义，更遑论公平。这个社会里贫富分化严重、社会不公加剧，最终必然是社会危机恶化。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从不会为任何人、或者任何阶层而改变。正如人类社会每一次经历的变革，都是顺时代而变、随发展而行的。以互联网科技为代表的现代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因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爆发而产生。电子信息和数字共同构成的互联网空间，为人类在平行于现实世界的另一虚拟时空中，开辟了一个空前巨大，既无界又无限的社会经济新空间。在它其中，一条条电子信息的传输通道将世界各国联通在一起，信息互通到信息共享，数字整合到数字智能，在一项项科技发明和创新的驱动下，今天的人类社会再一次面临着新的必然性变革，迈向更先进、更智能和更文明的高水平社会亦是必然所趋。又因为互联网络和数字智能的全球普及，全人类已经身处这一变革的洪流之中，大势所趋、无可逆转。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现代化是在生产力社会化、全球化基础上人类社会的一体化过程，包括阶级、国家和私有制的消亡，各民族和文明的互学互鉴、交融发展，全面交往下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等。如此可见，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将是超越现有人治环境和货币资本应用背景的，是改变社会资本现有分配方式的全新变革。
随着数字技术革命、特别是正在兴起的人工智能革命，已经成为推动整个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重塑世界秩序的关键力量。毫无疑问，七十年前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探讨，如今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并以越来越大的比重参与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变革。随着智能化算力提升、算法革新以及大数据技术在经济领域的应用，人们已经能够越发明显地感受到来自于新旧产业的变动、经济模式的创新，以及见证到渗透于社会各行各业的新生产力的巨大影响。
经济领域的改变势必会影响到社会形态的转型。21世纪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纪，是人类社会面对的前所未有的一个创新的世纪。它不仅是信息化时代、智能化时代，同时又是知识创富的新时代。在如今这个以知识型经济为主导的新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电子信息科技的广泛应用，为知识和技术高效且全面覆盖世界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这一条件下，无论哪个国家、哪种社会，人们学习知识、掌握技术和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样化，积累一定的个人智力资本要素相对变得便利和快捷，互联网网络空间为最广大人群提供了参与世界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的有利途径，由此也加速着整个人类社会持续运转的脚步前行不止。
数字与信息科技的结合运用，为各种资源要素的价值赋能提供了科学方法。过去，有限的资源要素被货币财富的多寡而独揽在少数人手中，人治社会之所以会缺少公平和合理，就因为少数人的个人意志与广大民众相悖离。如今，数字化科技手段可以为更多不同类型的资源要素赋予数字价值，使其能够参与社会资本的流通和价值再生，并且可以脱离传统货币的制约而更自由地为多数人所有。这种改变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社会资源资本要素的分配权不再被垄断在少数人阶层手中，而是更广泛地流向社会民众，通过人民主动性劳动而创造的新资本无疑将更利于市场供需秩序的调节，让更多人获利，让资源为民众所用，让“资本”回归健康本色，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无需刻意为之，马克思所期望的现代社会，自然而然便会到来。
现代社会进步的终极目标，说到底就是实现社会资本的公等分配，落实到社会每个人身上就是资源资本要素的适度共享。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一个鲜明特质，就是能够发挥集成效用、实现社会资本合理分配、更大化使用。要实现这个标准，放在过去显然是难上加难的。但在今天，随着现代高科技水平的突飞猛进，随着电子信息与大数据科技的广泛应用，以科技助力社会资本财富分配模式将必然能普惠于大众。推及到世界，各个国家都具备了参与和共享新经济模式实现个体发展的机会。既然有机会，既然可以享受到过去无法想象的资本财富红利，谁会又有谁会不愿意参与到这一变革创新的滚滚洪流之中呢？
当然，被“动了”资本“蛋糕”的少数派，应该是不会乐意看到这样的改变的。但是，科技的力量是不偏不倚地，它会平等地给予任何人以发展的机会，亦会保护所有人享受科技创富的权利。无法再像以前那样“无限多”的占用资本财富，从前的“少数派”虽有无数的不情愿，但也无法改变科技手段的“大公无私”，以及悖逆时代潮流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当然，实际上，但全社会都处于一种协调发展的大环境下，每个人的生活都将是富足安稳的，虽然无法如从前那般凌驾于众人之上，但至少在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新规则下，文明有序的生活环境也是所有人都乐见其成的。
显然，新兴科技带来的社会创新改造力是无穷的。如今，我们不必对于哪种社会形态、哪种主义进行是非对错的争论和评议。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全球一体化的程度仍在日益加深，世界各国的命运已经越来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在高科技打造下的社会经济变革影响下，无论是哪个国家、无论是何种组织，也不管你是否情愿，人类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脚步已经无法停下来，世界经济也已经来到必须转型变革的最后阶段。人类社会运行不止的“车轮”不会为谁而“停留”或“减速”，倘若不能改变陈旧经济思维的束缚、冲破传统模式的桎梏，积极响应并融入眼下的整体变革历程之中，那么等待其命运的应将是前路渺茫、命途多舛、发展堪忧。
眼下，全世界人民都在共同呼唤着一个和平、富足、文明的社会的到来。专家学者们长篇累牍的讲事实摆道理，国际社会天天都在谈判在试图化解矛盾、消除危机，力争用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全球经济的振兴和持续发展。现实证明，这些努力都很难真正奏效。人类社会走向变革已是必然所趋。人类是一个大家庭，每个国家都不可能独立自行，地球已经将世界各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是天然的缘分，也应是人类社会最本色的生存状态。命运共系的前提，离不开公等的交换，离不开资源的共享。
既然时代的洪流不可逆转，既然身处变革的洪流中已身不由己，那就自然地领受，迎接新的现代社会的到来。
当下的时代，是具有十分鲜明特质的时代。就如同蒸汽机引领了蒸汽时代、发电机启动了电气时代、互联网与计算机带来了信息时代一样，智能科技的迅猛发展，正在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智能时代的决定性力量。同时，这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代，在科技“制”的管理与人类智慧创造的合力下，我们又无法简单将其定义为智能时代，因为就在智能科技攻城略地般席卷世界的同时，以“数字”和“信息”为主角的一场数字科技革命也在轰轰烈烈地影响着全球经济社会的运行。可以想象，在告别了人治社会后的制治社会背景下，智能科技伴随着数字革命，这个时代注定不会低调。
过去乃至到目前，传统型的货币一直长时间地独霸着人类财富史的绝对“C”位。处于传统货币财富控制下的人治社会时期，人们对于货币财富的运用以及崇拜追逐大多数时候都是盲目的，是难以抵抗的：“有钱便可呼风唤雨，无钱令人寸步难行”“有钱有真理，无钱理不真”“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些偏激的言论和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如同流水一般，悄无声息地密布于人们的周围，影响着每个人。对此，大文豪莎士比亚毫不避讳地将人们对金钱的崇拜通过他的作品表达了出来。在他的《雅典的泰门》中就有过这样一段文字：“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对货币财富的盲目崇拜和肆无忌惮地无限追求，给但是所在社会造成了十分负面的影响，它无疑是制造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扭曲人性精神的主要原因所在。
货币，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商品生产阶段的产物，我们或者也可以将其称为“钱”。当人类社会经济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钱”的作用变得逐渐重要起来。特别是在人治社会条件下，老百姓通过种种社会现实而总结出一句“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这是怎样的一种货币关系？是人抛弃了物的价值作用，而垂拜于被有人心捏造出来的人造财富论的典型。
一百多年前，当马克思在他所著的《资本论》第一章中，郑重写下“货币”一词时，他绝对没有想到，未来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竟完成了从金属铸币到纸币，又从纸币到电子货币，再从电子货币到数字货币的飞跃性演变。当人们还在讨论着无现金社会的时候，数字货币已经悄悄来到我们的身边。
数字货币因科技的发展而出现，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科技改变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于数字货币，目前大多数的人还是会简单地按照其字面意义理解，单纯认为它是一种虚拟的以数字放映价值的无实物型货币。但事实上，数字货币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需要借助于智能科技、平台制度管理系统以及专业人才操作的综合的货币体系。
互联网和网带科技的出现，实现了古老易货在今日的重生，即现代易货。现代易货的内核是以货易货，而精髓则是数字经济与智能科技的合壁之光。具体来说。现代易货是指依靠易货经纪公司和易货经纪人专业化、一体化服务，它依托于互联网网带科技在数据信息资源整合、大数据应用以及智能科技的共同作用下，结合基于全球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易货交易平台。既然有交易，自然会有货币的使用，而这里的货币就是BEC，也就是现代易货全球数字交易平台上唯一通用的数字货币。
我们知道，货币是衡量并赋值资产的等价物。但因为货币是人创造出来的，所以必然受制于人。BEC却不然。它属于特殊应用场合的数字货币，它的产生和运行离不开数字技术与智能科技，很显然，如果脱离开现代易货的数字经济系统，无法被使用到数字交易的平台上，BEC就毫无意义，更别说充当货币来使用。
交易，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基础。在现代易货的全球数字交易平台上，每天、每时、每刻都会有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企业之间甚至个人之间发生着交易。在整个应用体系中，BEC用于交易的支付、结算和记账等货币的基本职能，且使用率非常高。除此以外，BEC因为可以为任何物品赋予价值，这就大大拓宽了人类现实可用的资产范畴，把实物置换成数字货币，以此来满足各种交换、投资、借贷等需求。通过BEC在整个交易平台上的往返流通，一个由数字货币构建起来的数字经济环境就此出现。
科技的浪潮不可阻挡，就像当年的蒸汽机、发电机以及互联网和计算机一样。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因为科技的进步而引发的技术上的革新，进而给人类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造成重大改变，这种影响力是无法逆转的。
数字货币，是智能科技与数制运行的智慧创造。当数字货币被运用于经济社会的运行发展时，通常会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在整个数字经济环境中，数据是最基本也是最活跃的要素，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则是关键的技术支撑。BEC可以为天下所有事物置换出相应的价值，使其成为能够用于交易、投资或着借贷抵押的资产，当每天数以万计的交易在平台上开展时，所有的数字资产将成为数字金融环境里的新货币要素而流动起来。也就是说，数字货币将不仅仅只履行货币的基本职能，而是同时还将为社会资源资产的赋值赋能，使不同的资源要素也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货币资产”参与交易。人类从此将告别必须用“钱”来定义价值的时代，也终将结束过去必须用传统货币来买卖的历史。
二、借助于智能科技和大数据技术，数字货币的应用范围将被大大拓宽，不仅可以覆盖传统的银行业务，同时还将为人们提供数字货币管理、现代易货投资、数字资产借贷等，打造一个完善的数字金融服务体系，满足不同需求。数字货币体系的应用，将为人类社会提供一个更具生态性、尊重人的需求，且风险小、制度规范的新货币金融体系，以此替代传统货币财富时代的旧金融资产格局。BEC的使用，终于得以使人类摆脱货币金钱的捆绑，摆脱金钱定义资产价格的困局。这样一来，人们可以用来创造新收益的资产类型被大大丰富，金融将不再只是有钱有权的少数阶层“游戏”的中心，它将真正服务于普通大众、中小企业、经济薄弱的国家，让社会财富有的放矢，让更多的社会群体因此而受益，让经济的齿轮在公平有序的条件下健康地运转起来，这才是人类渴望且期待成真的金融格局。
第三，数字货币离不开智能科技的运行保障。数字货币之所以能够取代传统货币，一方面得益于它的便利和灵活，另一方面就是它的使用过程是高度智能的。BEC的流通和使用，离不开现代易货的全球数字交易平台，平台的运转则是以智能科技与大数据科技作为技术支撑的。这意味着，整个平台系统中的一切经济活动皆逃不过科技智能手段的操作、监督和管理。例如，BEC为物品赋值，取决于与之交换的另一物的价值，因为只有价值对等的产品才能进行交易。这说明，所有发生在平台系统上的经济活动，清除了过程中人为操弄的可能性，产品价格由需求来定，借贷资金由资产能力而定，投资行为也会根据市场实时信息等相关数据参考来制订合理方案，等等。总之，去除掉过程中的一切人为性干扰因素，智能科技助力下的数字货币，才是更具安全性、更讲人情味、更聚焦社会实际需求的新货币。
第四，数字货币应用环境，是在智能科技的以及大数据科技的作用下，有制度规范做保障的，从而保证它的使用健康与安全性。相较于传统货币，数字货币优势显而易见，但同样需要有制度和规则的管理和制约。事实证明，传统货币之所以于今天走向末路，就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走向巅峰，“一支独大”式的发展令其缺少有效的制衡力，肆意背离正常的经济轨道，无法正常地为人类服务，不得不走向命运的终结。以此为鉴，数字货币的使用，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有效的制治基础上。数字货币不是凭空而来的，它得来于互联网科技和现代数字信息科技的应用，它的运行空间，通用离不开互联网与智能科技的操作。互联网无边无界，可想而知，数字货币要健康地被使用，还要尽可能避免金融风险，制度管理就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因此，通过相应的制度体系来制约，数字货币才能游刃有余地服务当下人类现代化的经济，才能更好地让人们感受到科技智慧带来的先进金融货币服务。
智能、制治以及智慧的共同作用，倒逼了数字货币的产生，也保障着它更好地为人类提供所需的职能。这绝不是谁的主观意志左右，而是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面对时代的革新需要，数字货币一定会成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道路上的关键一环，对我国乃至全球经济社会的创新建设，具有着不同凡响的重要意义。
社会，是一个集群，是人的集合体。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发展与进步，离不开社会每个成员的努力和创造，社会所有的资源和财富，也理应归属于最广泛的人民群众，使其能够服务到每一个人，从而保证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这也正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根本目标。
从前乃至眼下，我们还处在人治社会阶段，尽管有相对完善的法律条例和制度体系作为一定的约束和规范，但终归结底，以人而治仍是目前的主旋律。实际上，无论是人治还是法治，都是为了管理好国家、治理好社会为目标。但只要涉及到治理者的主观意志，这其中就必定会牵扯到很多无可控制、或者根本没办法制约的因素，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制度管理体系的缺少，给治理效果打了折扣。
21世纪，世界进入到深刻的巨变之中，一场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科技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随着数字技术革命、特别是正在兴起的人工智能革命，正在成为推动整个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重塑世界秩序的关键力量。面对着技术创新与社会变革的同频共振，社会治理方式也必然会面临到变革需要。例如，决策智能化与网络透明度的碰撞、技术创新与潜在风险的冲突、算法与规则的摩擦，等等，形成新时期社会治理的多重张力。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是，既要在技术快速地迭代中坚守服务民众的初心，又要在体制机制变革创新中开辟数据智能与人类共生共存的新场景，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改革，更关乎着人类社会的整体文明走向。
如今，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加速推进，并已形成了以数字理念、数字发展、数字治理、数字安全、数字合作等为主要内容的数字生态链环。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以DeepSeek等为代表的智能型技术持续性突破，人工智能也在快速地嵌入到整个社会运行体制当中。科技改造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这些变化又都不同程度地对经济社会发展、国际格局走向产生着广泛影响。面对新的局面新的任务，我们必须抓住时间，开启现代社会制度管理体系建设的序幕。
细细观察就会发现，人类生存的自然界，存在着许多看似寻常却又奥义精妙的现象。日复一日间，许多事物和现象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下，可以遵从自身生存需要和生命规律而持续运转发展着，从而演绎出自然界顽强坚韧的生命力。生物如此，人类其实亦是如此。如果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自然生态圈，内部的运转和生命的流动其实也没有什么花哨的道理和复杂的方法，就是尊重生态本能、遵守发展规律，自然而然地按照自身需求去做就行了。参照自然万物的法则，自然界是如何运行的，人类社会就应当心无旁骛地怎样的去前行。
关于社会管理的话题，从古到今被反复讨论和辩论，我们经历过传统的“以人为主”的人治时期，也身处法治时代的管理模式下。可以明显感受到，借助于一定的制度和规则，社会秩序的确可以得到相对有效的监管和维护，人们也能在一个相对公平安稳的环境中谋生。但我们也不得不承人，无论是人治还是法治，都存在着无法令所有人都信服的空洞，都避不可免地存在着人为操纵的死角。在今天这个网络信息渠道四通八达、信息空间高度透明、数字智能科技广泛普及的环境里，旧的社会制度管理体系显然已经无法适应有效治理的要求，社会民众需要一个更有效、更自律、更主动的制度管理体系，也成为一件自然而然的需要。
自然万物在自我约束与规范下走着符合自身生态规律的发展轨道，从另一种角度看这其实就是一种自律。所以说，我们需要的相对社会新的制度管理体系，关键落脚点就是“自律”，提现在社会高度普遍的自律性上。
当然，不用说一整个社会，单就一个人，要让其在不受到其他外在因素干扰影响的情况下坚持自我的道德规范去行动，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律的“律”，一方面有约束、规范的意思，更重要是律就是条律制度的意思。所以说所谓自律，其本质就是自己能够要求自己去遵守条律制度的意思。自律之所以难做到，是因为理智往往会与个人的欲望产生矛盾、相互纠结，即不愿去做或懒于去做却又不得不做。我们大部分人一旦失去有效的管制，很多时候理智在与自身欲望相抗衡的时候都会败下阵来。
开启现代社会制度管理体系建设，其实就是打造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方式，这就是“制治”。制治，是实现自律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制，指制度、规定之意，体现着社会成员的共同意志。只这一点看，制治社会的目标恰好与我们所追求的现代社会治理目标一致。制治，有别于人治和法治，概括而言就是“依制而治”。制治社会，治理的主体从“人”转变为“制度”，在特殊的制度环境下，所有人能够发自内心，自觉、自律地循规蹈矩，从而营造有序健康的社会生存发展条件，最终获得物质与精神需求的双满足。
个人的自律与个人的意志有关，一个社会的自律必然与其制度体系建设有关。唐太宗就这样说过：“老百姓为什么要去偷？因为赋税太多、徭役太重，官员们又贪污，让老百姓活不下去。从今以后，我们以勤俭节约为美德，并减轻赋税徭役，贪污的官员全部滚蛋，提拔廉洁的好官，让老百姓先富起来，就不会去偷盗了。”看问题看到实质。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百姓生活安居乐业，国家制度管理体系行之有效，百姓生活安定内心满足，自律的风气就不会很难形成。既然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唐太宗很快就付诸于行动。他首先带头过起艰苦朴素的生活，推行了多项轻徭减赋、惠民利民的政策，并且注重用制度法规来加强社会的治理等，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几年后国家果然变得既富裕又祥和。《资治通鉴》对其记载如下：“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一个自律社会已然颇具形象。
人类历史上的几次具有颠覆性意义的经济与社会大变革，无不与几次世界性的科技革命息息相关。倘若没有思维的创造力和技术的创新力，不懂总结经验、探索技术应用的方法，不善于使用科学技术的“智造”力，又怎么会有眼下我们所能看到的巨大进步？拜今日人类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展之所赐，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巨大突破之所赐，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来完成社会经济模式的改革，塑造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体系，颠覆传统人治的治世方法的时机已经就位，人类终于通过智慧的力量，借助科技的手段，实现自律社会的打造，构建全新的制度管理体系，迎来制治社会。
数字经济携手现代易货联合打造的数字经济系统，不仅是人类交易史上的闪光，更将为社会治理体系贡献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现代易货的数字经济平台上，任何形式的物品都可以被赋予价值而实现交易和流通，任何经济主体的行为活动也一并会形成数字信息而被收集和记录。记录行为当然不是一种隐私的窥探，而是行为的监管。通过数字经济的平台和系统，所有人的行为活动的数字信息都会成为一项管理凭据而被整合在一起，所有数字信息搜集、整理和分析的过程则全程均由科学智能手段来操作，其间不掺杂任何人为的行为。很明显，这就是现代社会制度管理体系构建的信息来源和制度条例形成的参考依据，不是由人凭空想象来制定，也不以任何权势群体的意志为方向，它遵循社会民众的共同意愿，符合整个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制治社会管理体系，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鲜明标志，是科学智造作用下数字经济社会的必然结果。数字技术和智能科技将一切社会经济活动转化为数字，再通过专业的科技平台和系统的处理，让社会治理有了明确的方向，识别民众的真正呼声。数字是最真实客观的反映，智能操作则屏蔽一切人为干扰，告别以往的“以人为治”，让科技为社会治理插上公平和均衡的“双翅”。
当然，要推进现代社会制度管理体系的建设，首先需要持续推动数字信息和人工智能能够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助力社会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其次，要推进现代社会制度管理体系的建设，还应重视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强数字信息信息和人工智能在相关法律、伦理、社会等领域的研究，建立健全保障数据和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从而为完善整个现代社会制度管理体系提供必要的理论保障。再次，要推进现代社会制度管理体系的建设，应建立媒体正向引导体制机制，构建起“健康传播+内容治理+规范教育”的舆论治理体系，借助科技手段，防止数据信息的泄露、甄别标记负面言论、监管信息传播渠道，让数据信息的生存环境更安全，让人工智能的运行更有益于民众需求，助推社会经济的正向前行。最后，要推进现代社会制度管理体系的建设，还应重视建立并提升社会成员数字和智能科技素养机制，打造社会健康有序的制度环境。深入基层化解公众对数字运用与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恐惧，把风险治理转化为共识构建，塑造“人机共生”时代的文明新形态。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大势不可阻挡。眼下，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快速变轨期，高度智能和文明的现代社会正光芒初绽，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都面临转型和重建的任务。实践已表明，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兼具着双重使命，即从前现代性社会向现代性社会的变迁，由传统经济体系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转变。在此需要下，现代社会制度管理体系建设任务变得越来越紧迫。对此，我们没有经验模式可搬，但我们可以充分发挥知识和智慧的作用，遵从生态规律，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完成新一轮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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